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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二十四，朱全忠在将昭宗接回长安、并诛杀了宦官集团，基本掌握朝廷中枢之后，向昭宗上奏请留宣武军步骑兵两万人为长安宿卫军，以侄子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负责“护卫京师”，又以宣武将领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两街使，控制长安皇宫内外；昭宗一一同意。

至此，朱全忠的党羽布遍及京城、三辅、禁卫军也由宣武镇军队担任。昭宗以及朝臣们，都成为了朱全忠的“笼中鸟”。

二月二十七，完成了布局控制的朱全忠再向皇帝奏请归镇，回汴州处理其他事务；昭宗巴不得他快点走，于是赐宴于寿春殿，再饯行于延喜楼，总算把朱全忠这个“迎驾功臣”给送走了。

朱全忠离开长安后，宰相崔胤开始不安分起来，他认为朱全忠之所以可以在千里之外（汴州）遥控掌握朝政，就是因为控制了长安城内外的驻军和皇宫宿卫权，而自己是名正言顺的“领六军十二卫事”，如果趁着这个机会，再次招募军队，重建京师禁军，那么田令孜和杨复恭都能以宦官身份掌握朝政，自己以宰相兼领禁卫军的身份，再加上和朱全忠的“盟友”关系，稳执朝政不是手到擒来么。

因此，崔胤向昭宗奏请，京师禁军六卫——左右龙武、羽林、神策等军经过之前的几次动乱后，都名存实亡，空余军额，实力单寡，请再次从长安及三辅（京兆、左左冯翊、右扶风）地方募军，招满六军，每军四将，每将二百五十人，另编骑兵六将，每将一百人，合计六千六百人，分番侍卫京师及皇宫。

昭宗自然也想重建属于自己的禁卫军，而不是将自身安全全部交给朱全忠负责，于是同意了崔胤的请求，并命他主持招募禁军之事，让崔胤和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两人立格于市，开始了第三次招募禁军的行动。

当时，朱全忠正在和淄青镇、荆南镇交战，一时间抽不出身来应对崔胤的“别立军权”行为，得知原本的盟友居然想要插手长安军权时，朱全忠虽然愤怒，但也很冷静，并在谋士李振的建议下，还特别给崔胤回信，赞扬他为国尽忠，思虑周全。

崔胤对朱全忠的态度欣喜不已，更加坚定了重建禁军的心思，于是在长安、三辅地区公开悬格招募青壮，以恢复六军建制。但朱全忠早就暗地里吩咐朱友伦，派所属的“宿卫军”军士改易服饰，前去应募，还从宣武镇遣出大批军士，装扮成平民去长安参加募兵，以此渗透朝廷的募兵计划。

原本朱全忠只是想削弱、渗透崔胤的重建禁军计划，但事有凑巧，在和淄青的作战中，宣武镇统兵大将、朱全忠的侄子朱友宁阵亡，迫使朱全忠不得不亲自率军出征，讨伐青州，这就减弱了他对长安的关注和控制。

而长安城中的崔胤（以及昭宗）为了平衡内外、降低宣武镇的影响力，在重建禁军的同时，还向其他藩镇主动示好，以引为外助。天复三年（903年）八月，在昭宗的批准下，剑南西川节度使、西平王王建被加封司徒，晋爵蜀王（朝廷意在以此让包括王建在内的其他藩镇牵制控制长安的朱全忠）。

可想而知，朱全忠得知这个消息后，是多么的气愤，这明显是皇帝不信任自己，所以才借助其他藩镇的力量来对付自己。到了这个时候，朱全忠已经对崔胤深深地抱有敌意，并且在部署反击的行动，准备一举粉碎长安朝廷这不切实际的“重建权威”计划了。

关键时刻，一桩突发事件，大大加剧了宣武镇和朝廷之间的冲突，也加速了崔胤的倒台、覆灭——天复三年（903年）十月，宣武镇在长安的最高将领、宿卫军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和部下的马球游戏中，不慎坠马，伤重而死。

短短半年中，失去了两位堪称得力助手的侄子（朱友宁、朱友伦），这让朱全忠既悲且怒，而事情发生时间的诡异，更让朱全忠怀疑是崔胤在私下动的手脚（要说朱友伦，也许有可能，但朱友宁在青州阵亡，崔胤再厉害，手也没可能伸那么远）。再加上朱全忠一直想让昭宗迁都洛阳，但迟迟不能成行，因此朱全忠也认为是崔胤在其中捣的鬼。

许多事件汇集在一起，让朱全忠对崔胤为首的朝廷充满了愤怒、猜忌、仇恨，之前因为对付李茂贞、宦官集团而建立起来的“盟友”关系，至此荡然无存。

朱全忠当即决定，诛杀崔胤，逼迫昭宗迁都，将皇帝和朝廷统统掌握到自己手中，以防再次生变。

于是，朱全忠遣另一个侄子朱友谅火速赴长安，代替堂弟朱友伦典掌宿卫军，继续牢牢控制长安内外，监视皇宫动向。然后，朱全忠自己也率军离开汴州，向长安进发，准备彻底解决威胁自己权势地位的反对势力（也即之前的盟友——崔胤文官集团）。

当初李茂贞被迫放还昭宗之后，心中一直不服气，想要再次和朱全忠掰一掰手腕；此次朱友伦突然坠马暴毙，长安城中的宣武军暂时没有了首领，于是恢复了部分元气的李茂贞和养子、静难节度使李继徽商议，准备趁机再攻长安，从宣武镇手中夺走皇帝。

不过李茂贞的动作没有朱全忠快，凤翔镇还在策划出兵长安时，朱全忠已经率军到了河中府，而且代替朱友伦执掌长安宿卫军的朱友谅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长安。

得知李茂贞又在蠢蠢欲动后，朱全忠决意先下手为强，诛杀崔胤文官集团、彻底吞并独立的禁军六军十二卫，然后拆毁长安城，将昭宗迁到远离凤翔、自己掌控更为牢固的洛阳，以避免夜长梦多，失去“朝廷控制权”。

天复四年（904年）正月初八，昭宗召见崔胤，商谈禁军重建事宜，以及国事政务安排，君臣详谈许久，直至傍晚崔胤才告辞离宫。

就在昭宗因为新禁军初建、长安气象稍有更新而心情舒畅、意气稍复的时候，由宿卫军指挥使朱友谅代为转递的太尉、中书令、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全忠的奏章送到了皇宫中，呈递给皇帝御览。

昭宗打开朱全忠的奏章，粗略浏览之后不由得目瞪口呆、天晕地旋；原来，朱全忠在奏章中毫不客气地写道：“司徒、侍中、判六军十二卫事、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事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其党刑部尚书兼京兆尹、六军诸卫副使郑元规，威远军使陈班等，朋比为奸，皆不容赦；请陛下立诛之，并布告天下，咸闻其恶。”

这哪里是奏章，完全就是命令；昭宗气怒交加、义愤填膺，当即就要召集百官，公布朱全忠的“悖逆”奏章，让天下人都明白他的作乱野心。

可传诏宫女（宦官们几乎都被杀光了）根本没能走出宫门，整个皇宫，都由宣武镇宿卫军军士们守卫（其实就是监视），没有朱友谅的命令，连一只飞鸟都飞不出去。得知皇宫已经被朱全忠的军队实际掌控后，昭宗这才颓然躺倒，明白如今的形势，比当年在华州、凤翔时还要恶劣；韩建、李茂贞虽然跋扈，但和朱全忠相比，都能称得上“忠臣”。宣武节度使这明显是要造反了。

正月初九，在宫门外等候皇帝“批复奏章”、下达收捕崔胤谕旨的朱友谅迟迟没能得到皇帝的敕书，于是直接派兵包围了开化坊的崔胤私宅，郑元规等人的住宅也被宿卫军士兵控制。到了这一步，宣武镇相当于公开摊牌，如果再不作出反应的话，恐怕接下来宿卫军将直接冲进皇宫，以武力胁迫皇帝颁诏。

无可奈何之下，昭宗只得在朱友谅早就准备好的敕书上用印，批准了朱全忠的奏请，将崔胤改授为太子少傅、分司，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溱州司户；

正月初十，昭宗再颁诏令，公布崔胤等人的“罪状”（都是朱全忠事先预备好的），削去他们所兼领的职位；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事、兼盐铁转运使，宰相独孤损判右三军事、兼判度支事，崔胤当初所召募的六军兵士，统统解散遣返；再任命兵部尚书崔远为同平章事、中书侍郎；翰林学士、左拾遣柳璨为同平章事，右谏议大夫。以上四人，共分崔胤所遗下的官职、差遣。

正月十二，朱友谅以昭宗的诏书为判决书，将早就被软禁于家中的崔胤、郑元规、陈班，以及其他数名崔胤的亲信从各自宅中拖到大街之上，当众斩杀。崔胤临死之前，狂笑不止，然后又嚎啕大哭，不住地用手打自己耳光，痛骂：“卖国崔胤，引狼入室；卖国崔胤，罪该万死；卖国崔胤，死有余辜！”

随崔胤、郑元规一起被杀的，还有他们的家眷、族人，共计数百人。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兴盛发达、繁衍不息的门阀贵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经历了武曌打压、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几次乱局都没有断绝传承，却在朱全忠的无情打击下，全族覆灭；数百年的士族豪门，就此走进了历史尘埃。

当初，昭宗被韩建劫持、软禁在华州的时候，朱全忠就想将皇帝迎到（或者说夺到）洛阳，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屡次上表，请昭宗迁都洛阳。同时，朱全忠也命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洛阳官室，以备迎奉天子銮驾。

当然，当时实际掌握朝廷和皇帝的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不会同意朱全忠的迎驾请求，不过他考虑到打不过朱全忠，所以索性放走了昭宗，让皇帝返回长安。

之后，韩建在朱全忠的进攻下被迫投降，华州也被朱全忠拿下，而昭宗最终还是被朱全忠所控制。于是，耽搁了三年之久的迁都之议，在挡路的崔胤文官集团被全部诛灭后，再一次提上了日程。

天复四年（904年）正月二十一，驻军河中府的朱全忠派宣武镇牙将寇彦卿奉表上奏，假称邠宁、凤翔两镇又将进逼畿甸，请昭宗迁都洛阳，以避祸乱（祸乱，宣武镇才是最大的祸乱）。当时昭宗在皇宫延喜楼上休憩，不得已下楼，接受了寇彦卿的迁都表文。

与此同时，宰相裴枢也收到了朱全忠要求迁都的文书，让他催促在京文武百官，即刻准备随圣驾东行。

正月二十二，寇彦卿首先逼迫长安城中的士庶百姓们抛弃家业，迁徙洛阳。事出仓促，长安一片混乱，百姓拖家携口、号哭满路，纷纷大骂：“贼臣崔胤，召猪瘟来此（朱全忠原名朱温）、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

长安老百姓在宣武军队的监视、督促下，扶老携幼弃城东行，连续一个多月都没中断，从长安到洛阳的路上，遍布因疾病、冻饿而死的百姓尸体。

正月二十六，迁离准备尚未完善，大唐朝廷以及皇帝、内眷、宗室诸王就统统被寇彦卿率军簇拥着出城，向洛阳前行，文武官员及其家眷随从也一起随驾向洛阳出发。昭宗继位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长安；此后，他再也未能回来。

逼迫皇帝和朝廷迁离长安后，朱全忠命宣武镇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将长安的宫室、官署及民间房舍全部拆除，木材则抛入渭河，顺渭河、黄河漂浮而下，送至洛阳，作为修筑新宫殿的材料；历经数百年经营的长安城，从此成为了荒野废墟。

正月二十八日，昭宗的车驾抵达他曾经住过三年的兴德府（即华州），城中的百姓们得知皇帝驻跸在此，于是纷纷夹道相迎，山呼万岁。昭宗感慨万分，想起前途莫测的命运，不由得哭泣，对兴德府百姓说：“不要再喊万岁，朕已经不是你们的皇帝了！”

当晚，昭宗住在兴德行宫，由寇彦卿率军守卫（监视）；看着高高的宫墙，昭宗忧虑难寐，对身边的侍从感慨：“鄙语有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再次哭湿衣襟，左右侍候的宫眷、侍从同悲叩首，不能抬头仰视。

二月初十，昭宗从兴德府抵达陕州，当时洛阳的宫室还没有完全建成，所以不得不暂时驻跸于陕州；二月二十一日，朱全忠亲自从河中府前来朝见皇帝，意在检视昭宗左右是否监视得力、没有纰漏。

即使已经被宣武镇的军士们牢牢控制，昭宗依旧寄希望于其他藩镇，在陕州时，昭宗遣密使拿着自己的亲笔信，向剑南西川节度使王建告难，请他出兵解救。王建收到皇帝诏书后，也立即派兵北上，准备会同李茂贞的军队，迎昭宗回凤翔（这不还是一样嘛）。

可王建和李茂贞都是各怀鬼胎，打着迎皇帝的幌子，意在扩张地盘；王建的军队抵达兴平后，遭遇了朱全忠留守的军队，稍稍接触后就原路返回。从这个时候开始，王建用手令自行任命两川及兴元地方官员，还说：“等陛下回到长安后，我再上表奏报。”

三月十二，昭宗任朱全忠为兼判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朝廷名义上的军权也归于朱全忠。此后朱全忠辞别昭宗，先去洛阳，监督宫室的修建。临行前，朱全忠奏请将长安改为佑国军，以韩建为佑国节度使，驻防长安，防备李茂贞。

朱全忠走后，昭宗又派遣使者，以秘密绢诏向王建、杨行密、李克用等藩镇再次告急，以图匡复社稷：“朕至洛阳，则为汴人（指朱全忠）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　不过，这份诏书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被朱全忠获知。因此，朱全忠加紧了挟持皇帝前往洛阳的行动，以防有变。

天复四年（904年）闰四月初三，在朱全忠的一再催促下，昭宗不得不离开陕州，向洛阳出发。之前昭宗在陕州时，司天监奏称：“星气有变化，时间在今年秋天，东行不利。”所以昭宗便想拖延到十月，再前往洛阳。

但朱全忠怀疑昭宗是故意徘徊，以等待事情发生变化，大怒之下，派寇彦卿强行护送（押送）皇帝及内眷、百官离开了陕州，前往洛阳。

当初崔胤被诛杀后，他所招募的禁卫六军都被遣散，余下为昭宗所能驱使的，不过是几百人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这次也都跟着昭宗东行。朱全忠忌恨皇帝数次派遣身边的人偷偷出使其他藩镇、传递密诏，于是趁着他们东行之时，在半道的帷幄中设下埋伏，把他们全部勒死；然后将预先挑选的、大小相似的二百余宣武军士，穿上他们的衣服，假冒他们继续在昭宗身边充当侍从。

刚开始几天，昭宗并没有察觉变化，过了许久才发觉身边的侍从全部换人。从此以后，皇帝身边的侍从、供奉小儿也全部是朱全忠的属下，昭宗再想对外传递消息，也做不到了。

闰四月初十，昭宗的车驾抵达洛阳，入皇宫正殿，接受百官的朝贺，随后，昭宗来到皇宫光政门，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天复四年为“天祐”元年，升陕州为兴唐府。

在朱全忠的强烈要求下，昭宗又颁布了讨伐李茂贞、李继徽的诏令，作为凤翔、邠宁两镇意欲“劫持圣驾”的惩罚（其实劫持圣驾的，就是朱全忠）。

另外，朱全忠还迫使昭宗将宫内各司只留宣徽两院、其余都废除不设，以宣武镇诸将出任洛阳各要职——蒋玄晖为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两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又以武宁留后未友恭（朱全忠养子）为左龙武统军，保大节度使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掌管皇宫值宿、警戒备（原先的禁军——神策军已经彻底消亡）。这些驻守洛阳的官员将领，都是朱全忠的心腹亲信，大唐朝廷，至此已经名存实亡。

当初朱全忠迎昭宗从凤翔返回长安时，曾经见到过前皇太子、德王李裕，因为李裕年纪渐长、眉目清朗，有帝王气象，朱全忠心中很是忧虑畏惧害怕李裕人望过高，影响自己篡位），于是以德王曾窃取过皇位为由（即当年被刘季述强行拥立为帝之事），建议昭宗“大义灭亲”，将其尽早除去；但是昭宗没有同意。朱全忠因此愈发心怀怨望。

后来，昭宗和诸宗室、内眷迁都洛阳，心腹随从全部被朱全忠清除，身边侍奉的人都是宣武镇将领、幕僚。一次，在游览福先寺时，昭宗对枢密使蒋玄晖抒发心中的郁闷：“德王，是朕的爱子，梁王为何一定要废黜他，还要杀掉他？”边说边伤心落泪，手指都因为悲愤而咬得鲜血直流。

蒋玄晖是朱全忠的亲信，事后，一五一十全都转报给朱全忠知道；朱全忠更加忌恨不安，想要改立年幼新君、再行禅位的愿望愈发强烈。

天祐元年（904年）六月，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剑南西川节度使、蜀王王建，邠宁节度使李继徽（李茂贞养子）联合发布檄文，以朱全忠“挟持皇帝、愈谋不轨”为由，举兵讨伐。

朱全忠当时在汴州（大梁），闻讯后便任命长子、镇国军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率领宣武镇步骑数万，自华州向岐州、邠州发动进攻；六月二十日，朱全忠亲率大军从汴州出发，西伐凤翔。

七月初二，朱全忠抵达洛阳，入宫拜见昭宗；当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李继徽等人往来传递檄文，以兴复皇室、诛灭汴贼（朱全忠）为说辞。而朱全忠将要率军西讨凤翔，唯恐宫中因此又产生变故，昭宗乘虚会再发“绢诏”，向天下藩镇告急，于是决心一劳永逸，弑杀皇帝、另立幼君，最终行“禅让代立”。

朱全忠在离开洛阳之前，秘密留心腹幕僚、宣武节度判官李振在洛阳，与镇守洛阳的枢密使蒋玄晖，及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等部将谋划，择机率兵入宫，弑杀昭宗，消除隐患。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一，夜色深沉之时，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及知内枢密使蒋玄晖私自率军包围了皇宫，直入内宫椒兰殿（昭宗正在这里休息），先杀死不肯开门的昭宗妃子、河东夫人裴贞一，然后闯入了内殿。

危急时刻，昭宗的妃子、昭仪李渐荣在殿中大喊：“宁杀我曹，勿伤大家（代指皇帝）！”醉酒中的昭宗也听见了李渐荣的示警，在慌乱中起身、赤着脚，绕殿中立柱疾行，以躲避乱兵。

龙武军牙官史太先一刀劈翻了李渐荣，随后挥刀砍倒了皇帝，士兵们一拥而上，乱刀齐下，堂堂大唐皇帝就此惨死于殿内。遇弑时，昭宗年三十八岁，在位十七年（恰好和崇祯帝在位年限一样）。

第二天，蒋玄晖矫诏以何皇后的名义发布了敕令，宣布是河东夫人裴贞一、昭仪李渐荣勾结侍从宫人作乱，弑杀了皇帝，左右龙武军入宫平叛，诛杀了叛贼；奉皇后懿旨，及昭宗“遗诏”（伪造），立皇九子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改名李柷。

第三天，随后，宰相柳璨、独孤损也被蒋玄晖逼迫，出面公布皇太后敕令——皇太子可于皇帝柩前即位。

天祐元年（904年）八月十二，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李柷，以皇太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即唐朝第二十一代、也是末代皇帝——唐昭宣帝。

昭宣帝登基后，不敢改立年号，只得以“天祐”作为纪年；随后，在宣武镇将领们的监视下，朝臣们给“遇害”的皇帝上谥号为“圣穆景文孝皇帝”，上庙号“昭宗”，奉何皇后为皇太后。

天祐元年（904年）十月，朱全忠出征得胜，返回东都洛阳，并假装震惊万分，跑到昭宗停放灵柩的殿中，伏在昭宗的棺材上大哭：“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

随后，朱全忠发布令旨，革除朱友恭、氏叔琮左右龙武军统军之职；恢复朱友恭本名李彦威，贬崖州司户，氏叔琮贬白州司户；随即让他们引咎自尽，“以谢先帝”。

天祐二年（905年）二月初九，朱全忠让蒋玄晖在西内宫中的九曲池设宴，以祭祀地神的名义邀请昭宣帝的诸兄弟(也就是昭宗诸子）前来赴宴。宴饮酣醉之时，蒋玄晖将德王李裕以下的九位亲王全部勒杀，尸首抛入了九曲池中。对于此事，皇太后何氏和昭宣帝根本不敢多问。

二月二十，昭宗被葬于和陵（今河南偃师县太平山），这是第一座没有建造于关中的唐朝皇帝陵墓；此时，距离大唐彻底灭亡，只剩下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唐昭宗》连载 全文完正规炒股配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