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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月以后，肃宗朝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重重困境之中。

先是，唐军在战场上与叛军作战屡遭惨败，损兵折将，丢地失城；继之，又祸起萧墙，变生肘腋，身兼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扬州大都督、永王李璘起兵江陵，公开与肃宗朝廷对抗，欲趁机割据江南，称雄一方。

战场上的军事失利，已使肃宗朝廷捉襟见肘，焦头烂额，而永王李璘的叛乱无异于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使本已十分严峻的局势更加恶化。

孰料，内乱未定，外患又至。

吐蕃亦趁火打劫，乘唐朝无力顾及边陲，遂出兵攻占陇右道东部（今青海、甘肃一带）的威戎、定戎、神威、宜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地，不久，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亦相继失陷。南诏则攻陷了越嶲会同军，进而占据了清溪关，寻传、骠国也先后投降南诏。

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严峻形势下，肃宗非但豪气顿减，感到前途渺茫，而且对最后是否能平定叛乱，收复失地亦缺乏必胜信心。

这是，对于唐肃宗而言，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的挚友，也是他的智囊的李泌身上。

在此之前，唐肃宗在紧锣密鼓的调兵遣将、筹划部署的同时，已经派使者专程前往河南颖阳，去敦请正在隐居的故人挚友李泌前去灵武共商大计。

1、李泌对唐肃宗的影响

李泌字长源，世居京兆，幼时即以才敏著名，7岁便作《长歌行》：

“天覆吾，地覆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下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平生态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表现了他童年宏伟远大的抱负。深得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等当世名人器重，张九龄读了李泌的《长歌行》之后，不禁大为其才华与抱负所折服，同时又为其锋芒太露而感忧虑，于是，非常诚恳地劝诫他说：

“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

玄宗慕其才名，遂召入禁中与忠王李亨游处。及李亨为太子，李泌亦长大成人，上书言事，洞中时弊，玄宗奇之，欲授李泌官职，李泌固辞不受，乃令继续与太子李亨游处，并结为布衣之交，二人情深意笃，相知甚深，李亨称李泌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

后来，杨国忠专权，嫉其才华，以其讥讽时政，奏徙蕲春，历久得归，隐居颖阳。

此次肃宗以诚相邀，李泌义不容辞，遂欣然应征就道，晓行夜宿，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灵武。李泌的如约前来，对肃宗来说如鱼得水，不禁喜出望外，马上就欲拜李泌为右相，李泌乃以山野村夫自居，固辞不从。

李泌虽然不担任宰相，但是有关军国大政、成败之迹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颇称旨意。肃宗亦将李泌视为智囊，事必“讨教”。

自此之后，肃宗仍不直呼李泌其名，或呼泌为卿，或仍呼泌为先生，以示优宠。

继之，在禁中设置元帅府，李泌与广平王李俶（chù）轮流坐镇元帅府处理军务。

不久，肃宗将禁门钥契交由李泌与广平王李俶（chù）共同执掌。嗣后，凡四方奏报关系军情，悉令先送往元帅府，由李泌拆封先阅，如十万火急刻不容缓者，虽夜间禁门已闭，亦可“隔门通进”，稍缓者可待天明，如此一来，宫府信息联络传递，畅通无阻，政令焕然一新。此时，李泌已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2、李泌调和肃宗集团的矛盾

李泌作为肃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在风雨如晦、政局动荡时代，积极辅政，殚心尽力，其卓越的见解，果敢的战略思想，曾起过稳定政局的重大作用。尤其在调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缓和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尽量避免或减少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悲剧发生等方面，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如建宁王李倓，“性英果，有才略”，自马嵬驿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北上朔方，沿途屡与强盗和流寇遭遇，险象环生，而肃宗随行不过数千人，且大多老弱不堪；幸亏李倓披坚执锐，冲锋陷阵使李亨多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所以，在军中极有威望。肃宗即位后，一度想以建宁王倓为天下兵马元帅。

但是，他是肃宗的第三子，而广平王李俶（chù）嫡出长子，按照封建正统的继承法，广平王是未来的太子，如此一来就有可能使二兄弟反目成仇，甚至同室操戈。

李泌看出了其中的隐患，遂不失时机地向肃宗进谏说：

“建宁王虽以英毅果敢著称，不愧英才，但广平为兄，建宁是弟，若建宁功成，难道使广平为吴太伯么？”

肃宗不以为然地答道：

“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

李泌见肃宗并未洞悉此中利害，遂正色说道：

“广平王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

肃宗听罢点头称是，遂当即表示同意改任广平王俶（chù）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诸将东征。

由于李泌的积极斡旋与调处，不仅成功地消除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权力予夺可能发生的自相残杀的隐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理顺了肃宗父子之间、广平与建宁王之间的关系，这对稳定新生的肃宗政权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不久，肃宗复想立张良娣为皇后，遂找李泌前来商议。

张良娣的祖母邓国夫人是玄宗生母昭成皇后的亲妹妹，当年昭成皇后为武则天残忍杀害，7岁的李隆基幼失慈母呵护，但良娣的祖母邓国夫人勇敢地承担起抚养李隆基的责任，关怀备至，如同己出，深得其恩。

李泌劝肃宗说：

“陛下在灵武，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践大位，非私己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过晚岁月之间耳。”

李泌之所以坚持由玄宗亲自下诏册封，是借以缓和长期以来围绕最高统治权的予夺而造成的玄宗与肃宗父子之间尖锐的矛盾，当然也想借此融洽张良娣与玄宗翁媳之间的关系，以便取得统治集团内部绝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拥戴；以期扩大与巩固肃宗政权的统治基础，并保证肃宗政权君臣上下、朝野内外悉能不计前嫌宿怨，同仇敌忾、全力以赴地投入平叛战争之中，以早日赢得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

3、李泌的“隆中对”

正当唐肃宗忧心如焚，无计可施之时，他迷茫地问李泌说：“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

足智多谋、远见卓识的李泌基于对整个战局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敌我形势的洞悉透辟之分析，他成竹在胸地对肃宗说：

“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踞四海之志耶！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帷高尚等数人，其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肃宗见李泌如此信心十足，仿佛胜券在握，不知道其中的奥妙，便向李泌讨教有什么神机妙算，李泌从容答道：

“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系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为肃宗制定的这个战略方针，是针对唐军自灵宝惨败、潼关失守、河北陷落、房琯出师不利等一系列军事上的失利而造成的敌强我弱、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之下，所做出的正确判断与最佳设计。

因此，这个平定叛乱、收复失地的战略方针体现了如下思想：

第一，鉴于敌强我弱，李泌坚决反对以自己有限的兵力以卵击石，贸然与强大的叛军进行正面决战；力主采取“以逸待劳”、“避其锋”、“乘其弊”的避实就虚、积极捕捉战机、创造战机的方针，即“斗智不斗勇”。而非轻举妄动，草率从事，以避免消耗、分散自己的兵力，做不必要的牺牲。

第二，李泌从有利于整个战局的长远利益和最终目的出发，力主以最大限度地歼灭与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而不应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地过分计较二城一地的得失，即“不攻城、不遏路”，反对急于收复长安和洛阳，而主张以最小的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双方力量对比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李泌针对叛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首尾难顾的弱点，主张应该不断地骚扰、牵制叛军，使其自顾不暇，不得安宁；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支援；而且更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牵着叛军的鼻子走，即“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然后实施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继续扩大战果。

第四，在上述诸项作战目标实现后，李泌认为首先应该兵分两路，不惜一切代价南北夹击攻取范阳，切断叛军兵源补充、军需供给的生命线，亦即“覆其巢穴”；如此可令叛军进退失据，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从而促使其军心动摇，全线崩溃。

继之，乘两京的叛军退无归处，留则不得安宁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同叛军进行战略决战，以期全歼叛军，收复失地，永绝后患。也就是“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李泌所制定的这个战略计划，在唐王朝兵力同安禄山叛军相较处于劣势，被动挨打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积极创造条件、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严谨周密、稳妥可行的战略计划。

对此，其后的著名史学家曾给予高度评价。

胡三省评道：

“使肃宗用泌策，史思明岂能再为关洛之患乎！”

王夫之亦认为：

“（肃宗）不听邺侯（李泌）之策，并塞以攻幽燕，使贼失可据之穴，魂销于奔窜，而后受其归命之忱，薄录其将，解散其兵，乃可以受降而永绥其乱。失此不图，遽欲挽狂澜以归壑，庸可得哉？”

就是说如果当时肃宗能不折不扣，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战略计划执行，唐军平定叛乱，光复社稷则是指日可待之事。

4、唐肃宗为何不肯采纳李泌计策？

然而，遗憾的是，叶公好龙的肃宗虽然听后龙颜大悦，茅塞顿开，但是在具体操作时，由于政治方面的种种原因所致，并未能真正按照李泌的正确策略行事。

肃宗之所以最终未能采纳李泌的正确策略，这是因为在肃宗的思想中，收复两京始终有着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

由于西京长安乃唐王朝的京师，是全国的政治“心脏”之所在，其得失存亡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再说，肃宗虽然在灵武已即位称帝，圆了18年的“皇帝梦”，但是毕竟未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言之，没有按照封建的礼仪得到列祖列宗的承认，不免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之嫌，这对新皇帝来说是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的。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原因，即玄宗虽然退位称太上皇，实际上并未真正退出政治舞台，不仅在蜀中还掌握相当一部分力量，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还有较大的号召力，玄宗仍不时以“诰”的形式发号施令，像在朝皇帝那样命相遣将，甚至还保留着一个自外于肃宗朝廷的小朝廷。

玄宗虽然表面上对肃宗在灵武即位这一既成事实予以承认，但是内心里对肃宗擅自登基，将自己挤下皇帝宝座的这一举措大为不满，不肯就此了结自己的政治生命，所以，他并不安于肃宗为他安排的太上皇的地位，仍想“有所作为”。

保持发“诰”的权力，就仍可号令天下，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亦明显保留了一手。

尽管如此，玄宗仍放心不下，他又先后派亲信重臣到肃宗身边，明为辅弼，实际上以此加强对肃宗的控制。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玄宗闻知肃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韦见素、吏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玄宗复“遣平章事崔圆奉诏赴彭原。”

肃宗当然不会听任玄宗这些亲信掣肘，结果这些人先后被逐一清除中枢，“（韦见素）除左仆射，罢知政事，……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初，宗室李麟拜相，“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

出现了南方玄宗朝廷与北方肃宗朝廷两个政治中心一时并存的局面。

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感的肃宗并非全然不知，毫无觉察，而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宁，大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尤其是玄宗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更使肃宗如坐针毡，因为万一哪一个宗室王捷足先登，领兵攻入长安，肃宗所作所为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当一个如丧家之犬的“流亡天子”么！

如此这也就不难理解肃宗为什么不能采纳李泌为其制定的极富远见卓识、切实可行、一举可全歼叛军的最佳战略计划，而迫不及待地欲收复两京，恭迎上皇的良苦用心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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